Share on facebook
Facebook
Share on twitter
Twitter
Share on whatsapp
WhatsApp
Share on facebook
Share on twitter
Share on whatsapp

牟宗三

(1909-1995)

学思圆融,义理深彻

        牟宗三,字离中,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,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,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,1958年与唐君毅、徐复观、张君劢联名发表著名的〈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,标志着海外新儒家的崛起,也意味着中国儒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,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,一直在积极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。儒学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内外夹击,处于破碎涣散的状态。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,传统儒学失去话语权,面临被连根拔起的灭顶之灾。如何恢复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地位?儒学如何重建?涌现出一批融合中西、贯通古今的大师。

  • 在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过程中,牟宗三代表一个重要的理论高峰,他的哲学涉及历史哲学、政治哲学、文化哲学等多个领域。既有传统「文化生命」与「德慧生命」之淑世情怀,又有西方逻辑学的严密、系统,是中西文化融汇的产物。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在哲学层面弘扬中华民族文化,反省中国文化生命,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。他融合西方哲学思想,希望「使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」。他将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,会通中西,圆融古今,完成了对中国儒学的创造性重建,建立了庞大、缜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。他不仅在对中国传统哲学作现代诠释的过程中,开创了丰富的观念世界。同时,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,以儒学为依归,探索了一条融汇东西哲学的道路,为中国哲学史树立了典范。
  • 牟宗三一生从事治学著述、教书育人逾半个世纪,为中国文化载道、传道,不仅著作等身,弟子更是冠盖云集,遍布五大洲,影响巨大。在中国哲学教育史上,其成就斐然,为海内外培育了众多的精英人才,使牟学成为学术界的显学。

道德的形上学体系

牟宗三早年研习西方哲学,从逻辑入手以窥哲学门径,后因受熊十力当头棒喝,回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。他注意到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的关注主要在科学、民主方面,对于生命问题却少关注。他认为哲学乃「生命的学问」,要克服文化理想的失调和生命价值意义的丧失,就要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和生命存在的价值意识,最好的途径就是返归孔孟之道,重建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。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,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,而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。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,内圣强而外王弱。要实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关键是要开出「新外王」,即由儒家的「内圣之学」而开出「新外王」、由「道统」开出「政统」和「学统」,从「道德主体」转出「民主」与「科学」。 「内圣开出新外王」是牟宗三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。

生命的学问

牟宗三讲「生命的学问」,强调传统的「成德之教」与一般所谓的学问不同。一般学问是追求知识,所得者是「外延性的真理」,而成德之教是要求生命的提升,以超凡入圣。宋明理学家大抵上都是讲成德之学者。而此一学问,为现代人所忽略。他以此生命之学,阐释传统的成德之教,有很重大的发明,如他认为孔子所说的「仁」,便是人的真生命,孔子之教并非在提出一些生活行为上之德目,亦不只在于成就和谐的人际关系,而在于启发人的真生命,使人涌现此自我作主,无待于外,而自发践德之精神,所谓「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」!孔子对学生所启发指点者,在此真生命之显发上。此成德之教,开显人之真生命之学,亦不能凭空地讲,必及于经籍,亦须落实于伦理常行上。

  • 牟宗三说自己一生不做工夫,只知「君子坦荡荡」。在世人眼中,他并非儒家理想中的中庸、中和之人,而是特立独行的狂者型人物。他曾道:「我需要骄傲,骄傲是人格的防线。」「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,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。」他的狂者性格实饱含着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平庸、卑俗和随波逐流的反抗。他说:「就我们所处之时代和我们担负之使命言,人过于规行矩步,注重细节,亦见生命之拘束而推拓不开。现今之所需,是要有风力,要有凸显之气象,要表现观念之方向,否则不足以言担负。」所以,他对于「随风气,趋时式,恭维青年,笑面相迎」的「一般名流教授」是不表赞同的。

  • 牟宗三认为,人不可「孤学寡友」,必须「亲师取友」,唯此方可道义相勉,学问相益。他认为,无论从学问看,还是从生命讲,「我之得遇熊先生,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。」他与唐君毅的朋友之情亦是学坛称道的佳话。他说:「除与熊师常相聚外,还有一个最大的缘会,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。他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