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

香港与儒家文化的现代传承

（1858－1927）

先时之人，现代启蒙

康有为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取自杜甫诗句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」，号长素，又号更生。晚清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，维新运动的发起人，立宪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。

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清朝统治岌岌可危，清政府多次与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合约，国危民困。一些有识之士愤然而起，投入唤醒国民、对抗保守势力、争取革故鼎新的事业中。

晚清末年，西方科技不断传入中国，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康有为有感于时局之变，逐渐倾向经世致用之学。他主动学习西方文化，思考改革之路。撰写了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试图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变法的依据，之后又发表《大同书》，结合《礼运·大同篇》与西方平等、博爱等观念，提出大同社会理想。 1895年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正在京会试的康有为起草了万余言的上皇帝书，并联合各省一千三百个举人签名，要求拒签《马关条约》，主张变法图强。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，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政治舞台的开始。之后，他寄望于立宪制改革，发动戊戌变法。失败后，逃亡海外，积极考察各国政教、风俗、制度，同时密切关注国内时局变化，努力探索国家出路、文化走向。
康有为对儒家思想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尝试。他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，提出「援西入儒」，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糅合，赋予儒学以新的含义和价值，「泯中西之界限，化新旧之门户」，虽然不免有生搬硬套、牵强附会之处，但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传统儒学向近代转化的方向。在西学冲击下，他希望保持国魂的同时，推动儒学与国际接轨，使儒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努力值得肯定。

康有为推动政治变革的同时，意识到：欲任天下之事，开中国之新世界，莫亟于教育。他除了兴办学堂、著书立说之外，还先后创办了《万国公报》、《不忍》、强学会、保国会等报刊杂志和政党组织。教育方面，他以「激励气节，发扬精神，广求智慧」为宗旨，请求废除科举制，提倡新学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理念。他创办的万木草堂，培养了一大批维新变法的人才。在流亡海外期间，他又创办了保皇会（中国维新会），继续宣扬立宪改革的思想。

「托古改制」的思想

康有为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巨大震撼的巨著是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这两本今文经学的著作阐述了「托古改制」的思想，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巨大的推动力。他年轻时研究古文经学，深感其训诂考证对拯救国家民族意义不大，后转向今文经学，希望借其微言大义，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。他极力证明古文经学都是被捏造的伪书，只是记事之书，不是明义之书，曲改了孔子的微言大义。他采纳了今文经学的「三统」、「三世」说，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：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，由「据乱世」进入「升平世」，最后达到「太平盛世」。这些观点使当时渴望变革的知识界、思想界为之一振，梁启超誉之为晚清思想界的「火山大爆发」。尽管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，后世褒贬不一，但其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变革之意义，毋庸置疑。

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，他自幼熟习儒家经典，少年时最大乐趣是在祖父任职的官舍读书，整日手不释卷。当时官舍里有清政府发到各地官署的《邸报》，让他大开眼界，开始关注国家大事。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一直贯穿其生命始终。青年时期，他读了魏源《海国图志》及利玛窦等人翻译的西方书籍，进一步开阔视野。他志向高远，胸怀广大，将个人命运、国家前途与世界变化紧密结合。梁启超称其「先时之人物也。如鸡之鸣，先于群动；如长庚之出，先于群星」，「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，其热忱之深厚贯七札，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，则并世之人，未见其比也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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