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為

(1858-1927)

先時之人,現代啟蒙

        康有為,原名祖詒,字廣廈,取自杜甫詩句「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,號長素,又號更生。晚清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書法家,維新運動的發起人,立憲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。

 

        1840年鴉片戰爭後,清朝統治岌岌可危,清政府多次與西方殖民者簽訂喪權辱國的合約,國危民困。一些有識之士憤然而起,投入喚醒國民、對抗保守勢力、爭取革故鼎新的事業中。

  • 晚清末年,西方科技不斷傳入中國,自幼學習儒家經典的康有為有感於時局之變,逐漸傾向經世致用之學。他主動學習西方文化,思考改革之路。他撰寫了《新學偽經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,試圖從古代典籍中尋找革命、變法的依據,之後又發表了《大同書》,結合《禮運·大同篇》與西方平等、博愛等觀念,提出了大同社會的理想。1895年,《馬關條約》簽訂後,正在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悲憤不已,起草了萬餘言的上皇帝書,並聯合各省一千三百個舉人簽名,史稱「公車上書」,要求拒簽《馬關條約》,主張變法圖強。拉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,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書齋走向政治舞臺的開始。之後,康有為寄希望於立憲制改革,發動戊戌變法(又稱百日維新)。失敗後,康有為逃亡海外,積極考察各國政教、風俗、制度,同時密切關注國內時局變化,努力探索國家出路、文化走向。
  • 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嘗試。他將儒家思想與西方思想進行了比較,提出「援西入儒」。他試圖通過中西文化的糅合,賦予儒學以新的含義和價值,「泯中西之界限,化新舊之門戶」,雖然不免有生搬硬套、牽強附會之處,但一定程度上開啟了傳統儒學向近代轉化的方向。在西學的衝擊下,他希望保持國魂的同時,推動儒學與國際接軌,使儒學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的努力值得肯定。
  • 康有為推動政治變革的同時,意識到:欲任天下之事,開中國之新世界,莫亟於教育。他除了興辦學堂、著書立說之外,還先後創辦了《萬國公報》、《不忍》、強學會、保國國會等報刊雜誌和政黨組織。教育方面,康有為以「激勵氣節,發揚精神,廣求智慧」為宗旨,請求廢除科舉制,提倡新學。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德、智、體全面發展的理念。他創辦的萬木草堂,培養了一大批維新變法的人才。在流亡海外期間,他又創創辦了保皇會(中國維新會),繼續宣揚立憲改革的思想。

「托古改制」的思想

        康有為給當時思想界帶來巨大震撼的巨著是《新學偽經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,這兩本今文經學的著作闡述了康有為「托古改制」的思想,為維新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和巨大的推動力。康有為年輕時研究古文經學,深感其訓詁考證對拯救國家民族意義不大,後轉向今文經學,希望藉其微言大義,實現經世致用的目的。他極力證明古文經學都是被捏造的偽書,只是記事之書,不是明義之書,曲改了孔子的微言大義。他採納了今文經學的「三統」、「三世」說,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:據亂世、昇平世、太平世,由「據亂世」進入「昇平世」,最後達到「太平盛世」。這些觀點使當時渴望變革的知識界、思想界為之一震,梁啟超譽之為晚清思想界的「火山大爆發」。儘管康有為的思想和主張,後世褒貶不一,但其推動中國近代史發展變革之意義,毋庸置疑。

       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,他自幼熟習儒家經典,少年時最大樂趣是在祖父任職的官舍讀書,整日手不釋卷。當時官舍裡有清政府發到各地官署的《邸報》,讓他大開眼界,開始關注國家大事,「慷慨有遠志矣」。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一直貫穿其生命始終。青年時期,他讀了魏源《海國圖志》,以及利瑪竇等人翻譯的西方書籍,進一步開闊視野。他志向高遠,胸懷廣大,將個人命運、國家前途與世界變化緊密結合。梁啟超稱其「先時之人物也。為雞之鳴,先於群動;如長庚之出,先於群星」。「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,其熱忱之深厚貫七札,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,則並世之人,未見其比也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