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

錢 穆

（1895－1990）

體大精深，識力透闢

        錢穆，字賓四，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家、史學家、教育家，與呂思勉、陳垣、陳寅恪並稱為「史學四大家」。學識淵博，著述豐富，畢生致力於闡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，弟子冠蓋雲集，遍及海內外，影響巨大。

時代背景

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，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，一直在積極探尋中國文化的出路。儒學在這一過程中遭遇內外夾擊，處於破碎渙散的狀態。隨著專業化和學科化的現代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的建立，傳統儒學失去話語權，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滅頂之災。如何恢復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地位？儒學如何重建？湧現出一批融合中西、貫通古今的大師。

文化貢獻
  • 錢穆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大師，天生穎悟，博聞強記，其著述之豐富、旁涉之廣博，近世鮮有匹及者。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「六經皆史」思想的影響。他對中國歷史、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，均自成一家之言。1930年，錢穆撰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否定了今文經學家的觀點，了結了晚清以來的經學今古文爭論的公案，在學術界一舉成名。抗戰時期，他撰寫《國史大綱》，堅持國人必須對國史持有溫情和敬意，了解先民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，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的愛惜保護與熱情摯意，此書被公認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。欲重建國家，必先復興文化，一個民族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過去，才能從過往的文化精神中獲得新生的力量。他以史學家的眼光和情懷，審視和關照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，一生謹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虔誠信仰，以繼承和發揚之為自己的歷史使命，影響至為深遠。

  • 錢穆長期執教桑梓，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精神，教書育人貫穿其一生。1949年，他與唐君毅、張丕介等人，創辦新亞書院，並出任首任校長。「新亞」即「新亞洲」之意，即「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」。錢穆確立新亞宗旨為「以文化之創造與人格之完成為第一事、第一義，視純學術之研究為第二事、第二義」，以糾正近代教育只講傳授知識、訓練能力而忽視人品道德之偏弊。教學方法則以考據與義理並重，通博與專精互濟，溫故與開新相扶，中學與西學通融，以糾正近代教育偏重考據、一味求專、崇洋媚外之傾向。經過數年的辛勤耕耘，其辦學理想終於引起了香港各界及國際上的關注和矚目。1959年，新亞書院經合併重組，成為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。
歷史創見

中國文化的「唯道論」

  • 錢穆以歷史態度來看待中國文化，並將其稱為「唯道論」。他認為中國「道」的內在是「人道」，是圍繞家族而形成、闡發的，「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。我們幾乎可以說，中國文化，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築起，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，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。」在錢穆看來，孔子所提出的「仁」就是人道的代表，孔子把「政治化的宗教」變成「人道化的政治」和「人道化的宗教」。正是這種人道精神，正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，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。
  • 站在文化本位的立場，錢穆主張從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找新生的希望，「文化更新，亦需自本自根，從內在活力發榮滋長」，而不是「剷根削跡，並數千年傳統政治理論及其精神全部毀棄，赤地新建，另造爐灶，一惟西土之是崇」。
人物風範
  • 錢穆畢生看重教育與文化，並視其為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。他在香港創辦新亞，就是抱著對中華民族必然復興的信念。他篤信，這種信念必將建立在青年「對於中國民族已往歷史文化傳統自信心復活之基礎上」。新亞書院經濟上雖然拮据，但卻擁有高遠的志向與理想。錢穆常常告誡新亞學生：「我們學校，由苦難中誕生，由苦難中成長，還將在苦難中向前。我們是有我們的理想。」作為一所在殖民地上創辦的學校，錢穆從一開始就希望這個學校是一所中國的學校，即「在中國人居住的地區，中國人的社會中，辦學校教育中國的年輕人，將來學生離開學校出去到中國社會上做事。這是我們的一個大理想」。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想的支持，新亞才一步步壯大，現在已經成為聞名世界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重鎮之一。錢穆一生以教書為正業，以讀書著書為副業，不僅留下了豐富深刻的學術思想，更為時代樹立了一位為人師的典範。
  • 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學（今北京大學）校務時，設宴招待新來教師，徵詢大家對學校建議。錢穆直抒己意：「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，心竊慕之。及來，乃感大不然。入校門即見M樓、S樓，未悉何義？此謂中國化者又何在？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。」事後，燕大採納了錢穆的建議，改M樓為「穆」樓，S樓為「適」樓，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。1963年，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、崇基書院、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，錢穆堅持命名為「中文大學」，「中文」不是語文的意思，而是文化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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