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宗羲

香港与儒家文化的现代传承

（1610－1695）

忠臣孤子，诚意慎独

黄宗羲，字太冲，世称梨洲先生，明末清初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，与顾炎武、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，又与方以智、朱舜水以及顾、王二人并称「清初五大师」，并有「中国思想启蒙之父」的称誉。他的经史之学，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。

黄宗羲与顾炎武年岁相近，在青壮年期同样经历了故国崩解、异族入侵之家国巨变。当时南方各地，特别是沿海一带，反清复明运动风起云涌。驱除异族、收复失地的志向激励了许多抗争勇士。起义失败后，这些前朝士子回归故里，埋首学问，授徒讲学，坚决不接受清朝的征召，保持了遗民之独立姿态，代表了当时士人的忠贞气节。

黄宗羲师事刘宗周，于刘宗周之「诚意慎独」体悟颇深。其学自天官、地志、算术、乐律、经史、九流百家、佛道之书，无不精研，且与顾炎武一样，对明儒空洞虚浮的学风深为厌恶，他批判过去的学风：研究心学的人高谈性命而不读书，研究理学的人读书只是章句之学，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。所以他提倡学以致用，尤其重视践行，强调学问与事功结合。如果不能付诸实践，不能经世救国，则是无意义的空谈。黄宗羲通过对心学的改造，由学术走向政治，关心社会现实是他思想的归宿。他一生著述甚丰，对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疏理，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浙东史学一脉。

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，促使他对国家政治进行了深入反思。他的著作《明夷待访录》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、军事等各方面，继承儒家民本思想，对君主专制独裁政体进行了激烈批判，分析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，提出多项社会改革措施。对于君主的定位，他提出「天下为主，君为客」，君臣应是平等合作的关系，以治理天下、服务天下为宗旨，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，对清末维新运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黄宗羲晚年潜心于学问，讲学授徒，在东南一代影响尤为深远。他认为学校不当只是教育机构，还应该成为议政机构，成为对地方长官的舆论监督之所。其治学主张以「慎独」为宗，强调躬行实践，学贵践履。

儒学史研究的开创者

黄宗羲最大的学术成就在史学，他编纂的《明儒学案》和《宋元学案》是研究宋明理学史最重要资料。《明儒学案》以心学为主线，系统总结和记述了明代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流派，对思想源流和学术脉络进行了纵向的整理和研究，勾勒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大势。所以梁启超认为：「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，自梨洲（黄宗羲）之著学案始。」《明儒学案》体例完整，自成一家，集儒学史编纂之大成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黄宗羲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三变，「初锢之为党人，继指之为游侠，终厕之于儒林。」其父黄尊素，为明末东林党人，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，后死于狱中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其父得到平反，刑部会审，黄宗羲出庭对证，当庭锥刺仇敌，并以仇敌之须归祭父灵，人称「姚江黄孝子」，思宗叹其为「忠臣孤子」。明朝灭亡后，黄宗羲受到南京临时政权的缉捕，逃脱后，马上加入了抗清活动，变卖家产，集六百余青壮年，组织「世忠营」。复明运动失败后，他隐居故里，著书讲学，清廷「以礼敦请」，希望他赴京修《明史》，他坚辞不就。晚年在父亲墓旁自造一坟墓，不用棺木，要求儿子在他死后直接将其遗体放在石床上用土掩埋，自道：「身遭国变，期于速朽。」其气节和人格由此可见。
黄宗羲一生跌宕起伏，于党锢之祸、牢狱之灾、流亡抗争中保全性命，实属不易。其晚年将毕生所学，形之笔墨，对几百年来儒学的变迁史作了前所未有的整理、总结，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史、学术史著作。其思想激扬发越，开经世致用之先河，倡民主启蒙之先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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